提起父亲这个熟悉的称呼，人们几乎都是用慈祥来描述父亲形象的。如果我用“慈祥”这个充满温暖亲情的词来写我的父亲，委实有些牵强。
我的父亲今年八十二岁，但精神矍铄，耳不聋眼不花，见过父亲的人都看不出他已经有八十多岁的。
每当看到别人偎依在父亲身旁，或者搂着父亲脖子娇滴滴地撒娇的情景时，怀疑这些人是在作秀，怀疑父子之间那样亲近的真实性。
从我记事起，我的家庭成员中就只有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五个，父亲仿佛就是家中的客，始终只是作为我们可敬的、值得我们骄傲的一种形象存在于我们的心目中。
定格在我们心目中的父亲先是师长，然后是律师、法官。
父亲先是一名教师，从年起参加工作，起先从王陶的一个小山村开启他从教的历程，先后在郭道小学、中学、棉上、城关二完小、电厂子弟学校等多处任教，走过二十多年从教生涯。父亲常常说“我快能够和孔子相比了，没有三千徒弟子，但七十二贤人还是绰绰有余的”。
在我们小的时候，很少能够见到父亲，只有过年和过中秋大的节日时候才能够回家来小住几天，那时候学校即使放长假了，教师们也不休息，总是参加县里组织的集训，记忆中母亲说那叫放假不放人。所以，一年里我们和父亲的相聚是屈指可数的。父亲在我们记忆中就是家里的客。
从小父亲对我们来说很陌生，但始终是我们幼小心灵中久久的期盼，是我们的骄傲。记得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学校在村边的一个庙院里，操场边就是公路，下课的时候，我总喜欢靠在操场边的大树下，看着公路南边过往的人们，期盼父亲骑着自行车的身影随时能够出现。
记得最清楚的一次，下午二节课后，我和小伙伴们都在操场边玩，忽然一个同伴拉了拉我：“哎，看你大回来了！”我猛地扭过去，就看到不远处公路上蹬着自行车的父亲往这边来了，看到父亲穿戴整洁，骑着自行车的动作很美，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父亲真的很潇洒。当我激动的奔过去时，父亲也看到我已经下了车，我看着他车把上还挂着的一个黑色皮包，父亲准备抱我上车，我却抢着要骑车，虽说当时还没有自行车高，我还是握住车把，把腿从三脚架伸出去蹬着，父亲在后面扶着我往前走，在那时候能够骑上自行车简直是一种奢侈，也相当于现在的豪车了，同伴们停下了玩耍，都直勾勾地看着父亲把着我骑车，童真的目光里透着羡慕，美滋滋的我此时此刻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八十年代初，父亲在电厂子弟学校当了校长，不久我们村的学校被撤走了，这时候我和弟弟不得不跟随父亲去上学，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才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父亲从来没有料理过孩子，很不适应，我们也适应不了父亲，都很想念家里的母亲，总是怀恋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
在电厂子弟学校上初中的时候，父亲成了我的班主任，语文老师。他是学生们心目中最严厉的老师，在课堂上很严肃，对学生要求很严格。记得给我们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时，讲的很精彩，要求我们必须背会通篇课文，并且必须让一个一个亲自给他背，轮上我背的时候，我站在他面前，很拘束，也很紧张，当时仿佛彻底忘记是站在自己的父亲面前了，一紧张卡住背不下去了，父亲沉着脸：“滚一边背去！”，那一刻我真的很害怕，于是非常认真地把整篇课文背了个滚瓜烂熟，直到现在父亲给我们讲的《岳阳楼记》、《出师表》《友邦惊诧论》我依然都能够很顺溜的背下来。
那时候，我最发愁的是上作文课，每次写完作文就做好挨批评的准备，父亲说我的作文把家乡土话都写进去了，那时我总感觉父亲在和我过不去，总是心生怨恨，为此和父亲的距离从未靠近，受此影响，一直以来父亲在我心中一大半是老师，然后才是父亲。
父亲是那个时代很有名望的好老师，我们也是听着人们对父亲的赞美一路走来的，这使我很骄傲！
父亲不仅是出了名的老师，还是一支很出名的“笔杆子”和“铁嘴”。在年的时候，父亲改行调往沁源县司法局，成为沁源最早的律师，后来又调往沁源县人民法院做了法官，成为一名政法战线上优秀的执法者。
在法院当法官的时候，父亲不计较环境的艰苦，始终奋斗在基层，负责建成了王陶法庭，维持着“三王一花”地方的社会治安和稳定。那时候父亲回到家，经常和母亲谈论他办案中遇到的一些案例。父亲说他常常能够遇到一些当事人打官司时存在的不良风气，如送礼请客之类的事情，父亲说，他断案首先判定送礼的就是有问题的，不送礼的才是真正的冤家。那时候父亲为了回绝送礼的人，他就用毛笔写成一幅字画：
“有理的无礼，无理的送礼”，挂在他法庭的中堂墙上。
在父亲几年的执法时期，所辖区域内始终是风清气正，深得当地群众的拥戴。
父亲很爱学习，他总是书不离手，政策不离口，他常常教导我们要坚持学习，时刻把握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要遵章守纪，依法行事，他说：
“任何时候都要把国家的法律摆在首位，要执好法律这武器，法律才是每个人真正的保护伞，才是自己前进的航线”。
父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在年弟弟回村任职姚壁村委主任后，一直定居县城的父亲就跟随弟弟回老家了，他担心我弟弟缺乏农村工作经验，怕他工作中出现失误，他说：
“群众的期望就是你前进的方向，群众的呼声就是你的担当，一定不能让群众失望”。
在村集体建设中，由于村委缺乏启动资金，各项工程都无法实施，父亲把他多年积攒的十多万元工资提出来，给弟弟作为工程启动垫付资金，支持帮助弟弟完成了村集体的污水排放管网建设，铺设了主街道等几处工程建设项目。直至如今父亲的垫付款分文未归。弟弟感激父亲的同时，也心存愧疚觉得对不起老父亲，父亲说：
“群众的事没小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路群众在走着，成绩明摆着，作为群众的带头人，上对得起组织，下对得起群众，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够了！”。
父亲很较真，也很固执。
在年村两委换届选举中，乡政府领导为了完成上级提倡的”一肩挑”选举任务，在我弟弟被当选为村主任后，乡政府领导对我弟的村委主任当选结果进行了撤换，由乡领导决定并实施了由他人代替我弟弟被当选的村委主任，以这样的方式实现了上级提倡的“一肩挑选举”。父亲觉得这个属于违宪，是不合法的，便向乡领导提出质疑和异议，结果乡长亲口回答父亲说：
“别和我提宪法，宪法就是总纲，就是一个参考，选举就是乡政府说了算”。
在政法战线上奋斗了大半生的父亲被惊的瞠目结舌，站着原地好久回不过神来，他在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问题，他也在怀疑是随着一肩挑政策的推出，宪法做了相应的修改？父亲在原地呆愣了好久，惊恐的几乎是退着离开现场的，回到家里，父亲迫不及待地翻着几乎被他倒背如流的《法规汇编》，《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父亲看得很认真，他要核实、求证一个答案，是宪法做了修改，还是所谓的执政方式刷新了宪法？
父亲埋头在法律条文里，徜徉在法的海洋中，追寻真理刻苦专研、探索真知——
这就是我的的父亲！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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