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年《中国文物报》连载了北京大葆台汉墓的发掘参与者马希桂的文章，回忆了年的发掘过程。
一个盛夏的早晨，我因参加大葆台汉墓博物馆为配合市文物局、市旅游局举办的“94文物旅游年”，推出模拟考古这项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活动的开幕式，早早就来到大葆台汉墓博物馆。当我站在整洁、宽敞、美丽的庭院，望着乳白色覆斗形的墓室时，不禁浮想联翩。整整20年过去了，但发掘这座规模宏大的汉墓场面和情景，仍记忆犹新。当同事们知道我是当年的主要发掘者之一时，都急切热情地询问当时发掘的情况，不少人希望我能讲一些未在报刊上披露过的发掘轶闻。正好《中国文物报》编辑约我撰写一篇该墓发掘的纪实，作为当时发掘和建馆的主要参与者，不好推辞，只好勉为其难，追忆发掘时的往事，略抒一二，以飨读者钻探带来的信息。
年6月8日，我正在办公室整理一份墓葬发掘简报，突然电话铃响了，北京地质地形勘测处的一位工人打来电话，向我们反映：他们在丰台区黄土岗公社郭公庄大队西南隅的大葆台村，为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进行地质水文钻探时，发现木炭和木头。他们听过有关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报道，怕这里也是个古墓，因而打电话向我们报告。我们接到电话后非常高兴。对工人师傅关心、爱护文物，主动向我们反映情况的做法，表示赞赏和感谢。请他们注意观察，保留现场，等候我们考古人员前往解决处理。
下午，我委派鲁琪、朱志刚两同志前去。他们到达现场后，认真听取了工人师傅的介绍，仔细观察地形地貌和探出的实物。钻探地点原来是一座高9、南北长、东西宽99米(约70亩)的沙丘，上面满布野草和酸枣树。勘测处工人是在距地表深6.5米处的5号钻孔，钻到厚约50厘米的木头(松木)、40厘米的木炭和20厘米厚的灰白色泥土(可能即是马王堆墓中的那种白膏泥)。鲁琪和朱志刚两位同志，凭着多年考古实践和经验，考虑到近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墓为保护古墓所用木炭和白膏泥的作法，初步断定，这里可能是一座古墓。
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当时是利用这座高大沙丘深埋多个储油罐。这样，既隐蔽又安全，符合当时“战备”思想的要求，因而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程。现在是先期进行钻探，一旦上马，则任务重，工期紧，进度快。因此，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要我们尽快做出能否在此进行此项工程的答复。这就要求考古部门必须极早拿出准确意见，以利于他们工程的选址和开展。为此，于6月下旬，召开了一次地质勘测处、东方红炼油厂和市文管处三方联席会议。会上大家本着既有利于生产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的原则，广泛交换了意见。文管处考古部门代表在会上充分阐述了自己意见。如果最后确定，这里确实是一座古墓的话，从考古与保护需要考虑，是一定要进行科学发掘的。至于发掘以后，能否仍在这里施工，要看墓葬有无原地保存价值。将来需要谁为谁让路，就要从生产的需要和文物的保护价值决定。大家一致主为这个意见很好，决定再请勘测处协助补探。从7月3日开始，到8日结束，勘测处在东西宽19.10米，南北长27.6米范围内进行补探。共打了13个孔，孔距2.5一5米不等。钻探情况显示：除继续探出木炭、白膏泥和木头外，又在7号孔探出一枚汉代五铢钱和一块厚4厘米，上髹红漆下施黑漆的木头。木炭、白膏泥和木头层次清楚不乱。经考古工作者认真分析与研究，初步认定是一座大型西汉木槨墓。墓葬范围大致为东西宽19.10米，南北长27.60米。这么规模巨大的西汉木槨墓，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专家的判断这样重要的大型西汉木槨墓，近几十年来，北京考古工作者还是头一次碰到，还缺乏实践和经验。因此，市文管处领导非常重视，也很慎重，要我们充分利用北京的便利条件和专家聚集的优势，多请教专家，多听听他们的意见，请他们为我们把关，最后再下结论。
从7月10至13日期间，我们先后请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刘仰峤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苏秉琦、卢兆荫、黄展岳、安志敏、王世民和钟少林等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宿白教授等到现场调查并仔细观看了已探出的实物。各位专家一致认为：这是一座西汉大型木槨墓无疑。夏鼐所长还根据汉五铢钱的发现，认为此墓应是西汉中期的一座墓葬。王冶秋局长最后指示我们：这样一座西汉大型木槨墓的发现在北京还是首次，意义重大。就考古价值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发现要尽快进行科学发掘。
领导和专家们的判断，给我们以巨大鼓舞和信心。在以后的发掘和建馆过程中，这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曾多次来发掘工地和参加座谈会，关心、帮助和指导我们的工作，为我们提出许多中肯和宝贵意见，解决我们碰到一个个学术难题。他们对大葆台汉墓的发掘和建馆工作所付出的辛苦和贡献，永远使我们感激和铭记在心。
既已确定这是一座西汉墓，下一步就是我们如何组织力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进行科学发掘。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这光荣的使命。
领导的决断
7月初，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向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委、市政府作了报告，提出发掘该墓的设想。7月13日，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向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吴德汇报了发掘该墓的重大意义，建议科学发掘这座大型西汉墓。市委、市政府领导听了汇报后非常重视，吴德主任立即指示：“尽快做好大葆台汉墓的发掘工作”。7月14日，市革委会文卫组，立即召集市文化局、市文管处领导和主要业务干部开会，传达吴德主任指示，并立即着手起草发掘方案，报吴德主任审批。
年8月3日下午，这是首都考古工作者难以忘怀的日子。在市委书记黄作珍的主持下，召开参加汉墓发掘有关单位负责人的扩大会。黄作珍书记首先传达了吴德主任“在发掘过程中多请示国家文物局”的指示。然后就组织领导、任务与分工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和研究。作出如下决定：
一、成立大葆台汉墓发掘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黄作珍、国家文物局陈滋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泗、市革委会文卫组王力民、市计委洪志、市公安局刘汉成、市物资局高万新、市文化局赵枫川、丰台区革委会苏冰和北京卫戍区魏副参谋长等领导同志组成。黄作珍任主任、陈滋德、王力民任副主任。
二、在领导小组下，建立“大葆台古墓发掘办公室。”其任务是负责贯彻执行领导小组的决议和计划；组织发掘和科研工作的实施；对外宣传和接待；协调各单位和办公室各组之间关系和工作。办公室由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陈滋德任主任(陈滋德因故不能参加工作时，由国家文物局任继奉同志代表)、市文化局文化组副组长李余秀、市文管处业务组组长赵光林任副主任。办公室由国家文物局、市文化局、市公安局、市物资局、市文管处、丰台区政府和卫戍区等单位同志组成。为了便于工作进行，办公室下设发掘、文物保护和后勤三个组。机构的确定和建立，为各项筹备工作的及时开展和进行提供了前题和保证。
三、为了把发掘工作做好，就各单位的任务和分工做了明确安排。如发掘技术干部由考古所和文管处抽调，卫戍区战士协助清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可作为后备力量，根据工作需要可陆续参加。安全保卫由市公安局负责。发掘中如尸体完整并有研究价值，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负责处理和保护。发掘经费由市计委安排。所需物资由市物资局根据实际需要供应等等。
最后由黄作珍书记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要从政治方面着眼，来看待西汉墓的发掘。为了便于工作，要首先把办公室、发掘组、后勤组成立起来。各组要尽早落实人力。安全保卫工作由市公安局负责，要确保文物的安全。发掘这么大规模的汉墓我们没有经验，因此，办公室和文管处的同志要虚心学习，老老实实地工作，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多向有经验的老同志请教”
准备工作积极开展
8月7日“北京市大葆台古墓发掘办公室”(10月改为汉墓发掘办公室)宣告成立。从各单位抽调了33位有经验又能干的同志参加。成立大会上传达了市委会议的精神；宣布任命赵学勤为发掘组组长，张宁为文物保护组组长，郑德纯为后勤组副组长，研究了’发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与分工。调集强有力的发掘力量考古所调来有丰富田野工作经验的钟少林、蒋忠义、刘震伟和韩悦同志。又文管处调夹赵其昌、马希桂、鲁琪、黄秀纯、赵迅、朱志刚和李玮等同志组成强有力的发掘组。由我办助赵学勤组长具体组织发掘工作的运作。井请北京电影制片一张先得，文物编辑部杨光海等同志协作。文物技术保护研究浙也派专家王丹、张贻义等同志，在文保技术方面给予协助和指导。古墓发掘办公室还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意见，特别邀请的着丰富田野工作经验的考古专家广州市文管会麦英豪，河南省博物馆贾峨两位同志于8月26日前来指导发掘工作。尤为重要的是级特别派来北京卫戍区部队工兵连参加发掘工作，这对我们的发掘工作是极大的支持。实践证明，这支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服从指挥的坚强队伍，成了我们发掘工作的主力军。在发掘工作最紧张阶段，文管处考古组齐心、吴梦麟和张秀云等同志，都到发掘现场帮助工作。
为了切实做好发掘工作，8月13日，古墓发掘办公室制订了详细而周密的“发掘组工作计划”，报领导小组审批。古墓发掘办公室于7月8日，特邀湖南省博物馆周世荣、河南省博物馆贾峨两位同志，分别介绍他们参加发掘长沙马王堆汉墓和信阳楚墓的情况。尤其着重介绍了发掘中的经验教训以及应当注意的问题。
考虑马王堆汉墓女尸的出土和保护，不管此墓是否有完好尸体存在，都要做好各项技术准备，避免措手不及贻误工作。为此，中国医学科学院立即做好技术专家的配备和一些技术性工作的准备。
文物保护组从文管处保管部抽调一批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老保管员高桂云、郭子升、刘秀中等同志进入岗位。制订了《文物保护组工作计划》，明确了文物接收手续、保管方法和制度、文物的技术性保护等。还积极购置文物保护、运输、管理所需各种物资并准备两处存放文物的库房。
后勤组积极向市计委争取了10万元发掘费，购置发掘工作所需各种物资和交通运输车辆，以及安排全体工作人员的食住和生活，保证了发掘工作按时开工。
在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后，全体工作人员于8月15日开始，陆续进驻发掘现场，准备正式进行汉墓的发掘。
发掘前的拍照与钻探
在正式发掘前，首先要拍好封土照片和做好测绘工作。如何把封土既完全又较好地拍摄下来是一个难题。我们围绕封土观察了几次，觉得封土北部已遭破坏，面貌全非，无法拍照。南面虽有几棵小树遮挡，但是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把封土全景拍摄下来。于是选定南面拍照。考古所赵铨、韩悦和文管处李讳等同志商量后，认为封土堆较高大，只有高空拍摄。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新闻电影制片厂高空升降摄影车。它可以升空到8米左右的高度。立即与新影厂联系，很快得到他们的支持。8月15日，新影厂的摄影车一大早就来到现场，考古所高级摄影师韩悦同志，手拿高级照相机，平稳地坐在升降台上，一次成功，留下了大葆台汉墓封土全景的历史性资料。
在拍摄封土全景照片的同时，考古所著名绘图专家郭义孚同志，带领我和朱志刚同志，开始了测绘工作。我们要从北京勘测处买来的千分之一的大葆台地形图上，标出测绘点和三条测距线，以便将来墓口清出后，再把墓葬位置标在图上。这项工作既细致又劳累，我们仅用两天时间就完成了。
直到8月19日发掘工作开始后，墓口在什么地方、范围有多大还是个谜。经发掘组研究，决定从安阳把有丰富钻探经验的吴友福、吴钦曳和商文同三位师傅请来，帮助我们进一步钻探，以便找出墓口及其大致范围。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三位师傅来到发掘工地，未及休息，马上于8月19日下午开始投入紧张的钻探工作。师傅问我从什么地方开始钻探，我考虑封土北部已被挖掉，洼地里的水已被抽干，北部已成一片平地，可先从这里开始，随着南部封土被清运后，再继续向南扩展。一个月后，9月27日，墓口才全部探清，南北长27米，东西宽23.5米，南北各有一条墓道。墓口的探清，为我们正式发掘墓室提供了条件和依据。
几位探工师傅不仅工作认真技术熟练，而且为人热情厚道，工作之暇我们常在一起闲聊，才知道吴友福师傅原来30年代曾参加盗掘商代司母戊方鼎。大家一定要他讲讲当时盗司母戊方鼎的情况。他讲日本人知道这件国宝，曾千方百计地要把它搞到手，吴友福等师傅又尽力隐藏加以保护，终未叫日本人得逞。为此，他们还吃了很多苦，总算将功补过为中国人保护了国宝。距此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可当时介绍的每一细节，至今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机械清运墓葬封土
8月19日，办公室决定正式发掘汉墓。
大葆台汉墓存封土高8米，底径东西50.7米，南北约90米。据初步估算，现存封土有土方量约为立方米，出土量很可观。一些人主张采用机械施工的办法清运墓葬封土。一些人反对，认为如果使用机械施工，可能会出现损坏文物现象，也有可能出现出土文物地点被扰乱而失去科学性。领导要求清理速度要快，这是因为当时政治的需要，要用这个现实的、形象的墓葬，去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教育。考古发掘也要为当时强调的“为政治斗争服务”。因而当办公室把两种意见上报到领导小组后，很快批准用机械施工方法清运墓葬封土。
在机械清运封土前，我们在农民取土后造成的封土大断面上，从东到西作封土的横剖面，划出土层。从土层显示，中间部位封土已经下沉呈锅底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们分析，封土下沉部分可能是在墓室部位，一定是墓室顶部塌陷，以致封土随墓顶塌陷而下沉，形成现在形式。由此，使我们对墓室的完整性表示担忧和不安。
在我们把沙丘上的酸枣树和杂草清理后，是一层厚度不同的历代堆积而成的风积沙，尤其是面向永定河一面的凤帜沙堆积最厚。风积沙下才是汉墓封土，封土高约7米，为五花土，是一层一层堆起夯实，每层都非常清楚，厚10—25厘米，夯窝直径4—5、深1—1.5厘米。我们提取了一块30×30厘米的夯土作为标本收藏。
北京市机械施工公司第三施工处承担施工任务。他们派两辆铲运机，一台推土机和5一7辆翻斗车，在发掘组的指挥下，参加大葆台汉墓封土的清运工作。自8月27日起，这些机械陆续进入发掘现场，清理出的黄土被运至黄土岗公社改良砂质土地。这时，发掘组要求每位同志要盯在发掘现场，注意观察，一旦发现文物或考古现象要及时记录和提取必要的资料。在封土中陆续出土属于商周至战国时代的遗物36件。这些遗物可能都是随土而来。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蚌镰、红陶绳纹纺轮、灰陶纺轮、双翼铜镞、三棱铜镞、铜盖弓帽、燕明刀和铜削刀等。9月2日，拉铲机在清运封土时，在距封土顶深1米处，发现一件无底夹砂红陶罐。3日继续下挖时，又在同地点发现数件夹砂红陶罐，多数无底，且多残碎，罐外壁有烟薰的痕迹，有的内壁也有烟痕。从器物堆放情况观察，并非乱扔到封土中的，而是有意识堆放在一起的。是挖墓者当时使用的器物，用后堆于此处，还是造墓时有意识放的祭物，当时尚难断定。9月4日，距封土顶深1.20米处，出土一件西汉一字形铁口啰，长14、宽5厘米，保存完好。我们认为，无论夹砂红陶罐或铁口啰都应是当时造墓者使用的器物。
随着封土的清运，不断在封土南部发现一些金代遗物，如白釉刻花盘、碗残片、汉白玉残菩萨坐像、因金大安三年(年)承信校尉守玉画县醋务总监大公墓碑、兽面纹瓦当、沟纹条砖和花纹方砖等。9月7日，在封土南部距封土顶深1.50米发现一具马骨架，在马架旁出土一枚金“大定通宝”和一些金代碎瓦。马头已不在原位，一支腿也放在马脊椎上部，当不是很正规埋葬。在将要清理掉南部封土时，又在墓道右侧发现一座破坏较为严重的金代建筑遗址。年4月，在发掘二号汉墓时，又在两墓之间发现一座保存完好的金代砖井，井内还出土一些金代遗物。上述种种说明，汉墓封土曾被金代建筑所破坏。是什么时候破坏的呢?我们查阅文献，在《析津志》中找到如下一段记载：“葆台在南城之南去城三十里，故老相传，明昌时李妃避暑之台，无碑志，有寺甚壮丽，乃故京师药师院之支院”。“明昌”为金章宗完颜璟的年号，此遗址可能即为“李妃避暑之台”。
封土的清运工作进展顺利，至9月27日，大规模地清运封土工作暂告一段落。据初步估算，自8月27日开始，至9月27日结束，共运走封土立方米，一个月的时间运走这么大量的土方应说是高速度的。因此，9月14日王冶秋局长来工地检查和了解发掘情况时说：“在发掘方法上使用机械施工是个创新，要总结一下经验，不要走老路。”对机械施工给予肯定。年12月12日，北京汉墓办公室在给市委、国家文物局、卫戍区的“关于大葆台汉墓发掘工作的报告”中，把采用机械与人工结合的施工方法，作为一条收获与体会写进报告中。这也算考占发掘中的一种新的尝试吧!
令人扫兴的消息——发现盗洞
发掘工作开始后，整个发掘工地热火朝天，铲车和汽车在清运封土，探工师傅在钻探，考古人员在清理、照相和绘图。9月3日，在清理北“墓道”填土时，在墓道南端清出一件鎏金铜铺首，铺首已残缺环，造型浑厚，形象生动。在它的旁边同出一枚五铢钱。9月6日，又在铺首附近发掘一件漆器，长58、宽37、厚2厘米，似为漆案，施红漆，色泽艳丽。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所专家胡继高同志，亲来现场进行技术处理。从器物出土情况观察，这几件器物均非原来放于此处，而是由别处移来的。因而，我们怀疑此墓已被盗过。为此，我们暂停清理，请探工师傅在器物周围进行钻探，发现土层已被扰乱，最后断定是一个直径2.5米的盗洞。随后我们将盗洞进行清理，又发现一件鎏金小铜铺首、绳纹筒瓦和20枚五铢钱。铺首背面还留有朽木和麻布痕迹，应是器物上的嵌件。这些器物显系盗墓者所遗。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当然希望自己所发掘的墓葬没有被盗，而且能够有丰富、珍贵和重要文物出土。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顿时感到有些扫兴和失望。但是我们相信，这么大的墓，即使被盗也不可能盗得那么干净，总会留下一些随葬器的。何况科学的考古发掘不是挖坟取宝，不是只看墓内有无文物，墓室结构、棺槨及其所反映的葬俗、葬制等等，也都是很有价值的科学资料。
随着清理的进行，更证实这墓已经被盗。盗墓者正是从地面下挖的这个盗洞进入北侧外回廊的。清理时北侧外回廊题凑的西北角，有数根黄肠木已被移动原位，在黄肠木上还发现一把盗墓者使用的铁刀。进入后室时，又发现北侧内外槨后壁板有几块被移至西侧。西侧内外槨壁板北端被盗墓者凿了一个方洞，并发现一件盗墓者使用的铁凿。这座墓不仅被盗，而且盗掘后又被焚烧，以便灭迹。后因缺氧，墓室烧到一定程度就自然熄灭，使木结构部分大部分得以保存下来。在西部题凑顶端的黄肠木和大扁平立木上，都可以找到被焚烧的焦木。
这座墓葬究系何时被盗的呢?我们估计，大概是在西汉末年战乱年代被盗的。这也可以从尸体的保存情况略知一二。发掘时，尸休已不在棺内，而是被拖至棺外，头东脚西的放在内椁底板的北部，尸休的肌肉虽然已腐烂无存，但骨骼的部位大部分尚未散乱。说明盗墓者向外拖尸时，肌肉尚未腐烂。在死者的颈部发现一段残绳，大概就是用来拖运尸体的。
科学的墓宜保护
在南部还在继续清运封土时，我们于9月22日开始在北部清理墓坑填土。填土即将清完时，发现一些木炭，越往下清木炭越多，而且连成一片直向南伸。木炭多已成为粉未状，也有一部分是保存较好的块状木炭，我们拣了几块较好的木炭，晒干后点燃，还可以燃烧取暖。这层木炭厚薄不一，大约是40—70厘米。随着清理的推进，发现木炭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有的地方高，有的地方低，也有的地方又有中断。说明木炭下面的承托物也是高低不一，不在一个水平面上。
清完木炭层后，是一层呈浅绿色的泥土，土质胶粘湿润，呈绿色，一经凤吹日晒，水分蒸发色变灰色，板结坚硬，厚薄有别。我们推想，这大概就是与马王堆汉墓中起同样作用的“白膏泥”吧!后经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化验，证实就是白膏泥。在白膏泥下面又是一层木炭，状况、厚簿与上层木炭近似。
在以后的清理中，除墓坑南部与北部有相同的木炭和白膏泥外，墓室也放1—1.5厘米厚的木炭，但无白膏泥。墓坑底部铺了一层厚50—70厘米的白膏泥和20厘米厚的木炭。正是因为墓的上下和周壁均使用了木炭和白膏泥，起到防渗隔水和密封作用。加之造墓时又将封土层层夯实，就使该墓的木结构部分得以较好地保存下来。
高大壮观的木墙(黄肠题凑)
在清理墓坑北部木炭和白膏泥时，首先在西北部发现木炭下面有残木板。有些木板还被火烧过呈炭状。木板下是条木，越往下清理条木越多，而且多向外倾倒。据观测，这些条木很象有意识一根根叠起来的。条木长约90、宽、厚各为10厘米。条木多已腐朽，保存不太完好，两端头多呈尖锥状或蜂窝状。我们沿着这些条木向它的两侧又清理了一段，发现也有同样叠起的条木。再转向北侧清理，情况相同，且摆放更为散乱。木炭、白膏泥、残木板和条木的发现，说明墓室的清理工作将进入关键阶段。仅用一周时间，我们就将四面条木全部亮出，使全貌豁然明朗。原来四面都是用条木，头向内，层层垒起，形如木墙，南面正中有门。四面条木保存高矮各异。唯南边保存最高，为2.52米左右。中间门上发现横梁一根，宽3.8米。条木保存最好的是西南靠北头的一片，有27层，高2.67米，木质坚硬如新，呈棕褐色，有些表层还留有一层蛋黄色树脂油，时时散发出一种木质的芳香。我们在清理条木时，在一块条木上发现一根竹简，覆置于条木正中，上墨书汉隶“樵中格吴子运”六字，简长20.5、宽0.7、厚仅0.1厘米，为墓中带有文字的三件实物之一，因此尤感珍贵。条木开料比较规整平直，表面打磨的比较光滑，个别条木尺寸稍大，有20×20、或20×10厘米的。大条木的平面端头上，有的留有清晰的“十”字形墨线，扁平木的扁平面上，有的留有墨色直线。这些线都划的很直，说明划线时已使用墨斗之类的划线工具。划好线的条木，原来都准备开成10×10厘米宽厚的标准条木，不知何故，划线后尚未开料就垒在墙中了。各层条木之间无榫卯固定，多为单摆浮搁，故显得不够牢固。整个木墙用10×10×90厘米条木致垒，按现有高度推测，约万四千根，合成材平方米，每根净重约8.1公斤，其中最大的一根重达32公斤。仅此一项木墙，用材之多，令人惊叹。
面对用这么大量木头垒起的四面木墙，大家茫然不知何物，在过去的考古发掘中也未曾发现过，大家都在思考，请教。正在此时，我处于杰先生给吴梦麟同志写来一封信，他说：“从葆台归来，反复思索，觉得此墓结构鲜见，甚感兴趣，夜来细检王国维《观堂集林》和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得数则，似与此墓形制有关，抄析如左供参考。”他不仅抄录了几条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述，而且还明确提出我们当时称之为“条木”的即是“黄肠”，“木墙”即是“黄肠题凑”。于杰先生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北京从事文物考古工作30余年，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尤其熟知北京史料，文献基础雄厚，是我们业务的带头人和导师。
于杰先生提供的资料非常及时和重要，使我们茅塞顿开，急切地翻阅文献资料。《汉书霍光传》载，霍光死后皇帝赐给他“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是最早所见“黄肠题凑”一词。三国魏人苏林对“黄肠题凑”一词作如下注释：“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刘昭对“题凑”一词也作过“题，头也。凑，以头向内，所以为固”的注释。据此可知，“黄肠”是指材料和颜色(柏木黄心)；“题凑”是指木头摆放的形式和结构(木头的端头向内)而言。依此，与发掘遗迹对照，不管那个方向的木墙，它的每根条木的端头都是向内的。这正与注释中的“题凑”相一致。致于“黄肠”，为了搞清条木是否“柏木”，我们立即请江西省木材工业研究所予以鉴定，得到的答复是“柏木”，而且是柏木的心子。这就证实，“木墙”应是文献记载中的“黄肠题凑”。为此，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过去文献中虽有记载，但未见实物，人们对此毫无所知。这次发掘，首先向人们揭示了实物。这在考古发掘中应当说是一项重要发现，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墓室的清理
木墙(黄肠题凑)顶部清理出后，下一步应进行木墙内侧的清理。国庆节后，我们将在南北17.40米、东西12.70米的范围内和南墓道，同时进行大面积的发掘清理工作。为了科学、圆满地完成此项工作，10月6日晚召开了现场会。领导要求木墙内侧的清理工作要全面揭开同时进行。这样，发掘面较大，工作难度也较大。由我带几位同志负责清理北部。由鲁琪同志带几位负责清理南部，部队战士参加清运填土工作。从南向北一次推进亮出木头。清理、绘图和文物保护穿插进行，要做到详实、科学和准确。该取的资料和数据不要遗漏。
从10月8日开始，全面揭开墓室的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南部在填土、木炭和白膏泥清走后，露出东西向摆放着的一根根圆木，有的还很完整，有的则断为数节。北部比南部率先清出圆木，这里圆木由于下面有承托物，形成中高两边低，有如覆置锅底状。南北两部分放置的圆木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而是南低北高，相差70厘米。至10月12日，木墙内侧的填土、木炭和白膏泥全部清走，露出一排排圆木。
从10月13日开始，我们用了3天的时间，集中绘制平面图。由于墓室面积较大，为了缩短绘图时间，我们分成四组进行。东北吴梦麟、张先得，东南赵其昌、黄秀纯，西北麦英豪、贾峨，西南齐心、朱志刚、张秀云。然后将四组分别绘制的平面图拼接成一个完整的。剖面图由蒋忠义、赵迅绘制。南墓道由马希桂、鲁琪绘制。为了将来做复原模型，魏群、巩俊侠两同志，也到发掘现场绘制所需图样。摄影师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李翰祥同志，还进行了考古摄影和新录相，以留取必要的资料。
墓室全部亮出来之后，发掘工作将进入关键时刻。为了听取领导和专家意见，把下一步重点发掘工作做得更好，10月14日下午，在黄作珍主任主持下，召开了第二次领导小组会议，对前一阶段工作进行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王冶秋和夏鼐等同志与会并做了发言，10月15日傍晚，在办公室主任陈滋德处长指挥下，试起南部圆木一根，把它编为零号，并把编号标在平面图上。圆木起走后，发现五枚五铢钱和一片金箔，说明圆木下已是墓底。16日继续清运一根根圆木，编号至25号后，大家感到这种编号没有什么意义，决定自25号以后不再编号。圆木运走后，又陆续发现一些文物，如花斑纹残石器、鎏金铜马腿、残陶片、残竹席和兽骨等。这些圆木多已糟朽。有长有短、有宽有窄、也有折成数节者。如编号为12的一根圆木折成5节，总长、宽20—25、厚20厘米。是南部现存圆木中最长的一根。最短的一根编号为8，仅长60、宽12厘米。在这些圆木中，夹有几根大扁方木，如编号为33的一根，长、宽40厘米。一端底部有榫，榫长7、宽16、厚5厘米。它的南面还有一根残长、宽25厘米的带榫扁方木。这种扁方木是干什么用的，当时还不清楚。清理完毕后，知这部分应是前室，其顶部结构应是三梁四柱形式。扁方木即是四柱之一。
随着圆木的清理，陆续出土一些随葬品。在前室东南部出土一件铜小豹，豹作回首半卧状，一爪上铸有一圆孔，可能是器纽，神态生动有力，不失为一件艺术珍品(见图)。在南部近门处和中部，出土四枚牙棋。六面长方形，边缘有阴刻直线为框，二枚的六面框内有阴刻飞龙，二枚的六面框内有阴刻奔虎，雕工精巧，形象生动，是几件精美的雕刻艺术品。与它同出的还有一件石案，近正方形，为碎屑石灰岩质，四角有低矮的“L”形圭脚，石案打磨极其光滑平整，疑为六博棋盘。在南端出土一件白玉螭虎饰件和圆压石。螭虎玉质细润，琢工精巧，它是在一块长方玉上半浮雕一个爬状螭虎，观之似为嵌件。圆压石，底光平，面呈八棱伞状，基性火山岩质，石质光滑明润。在南部同时出土很多鎏金铜马腿，鎏金铜包角、鎏金铜帽钉、鎏金铜扣和玛瑙饰件等，初时对其用途不甚知晓，经研究，判定都应是漆器上的部件。尤为重要的是，在中部近棺床前，出土两件大漆床。一件云纹漆床，楸木胎，床面施黑漆，周边用朱色绘云纹，床四边底有牙子已残，上绘云纹及飞舞夔龙，长27.35、宽2米。经故宫博物馆精心修整，现以新貌陈列于大葆台汉墓博物馆。另一件是“黄熊桅扣(神)”漆床，床面施黑漆，周边绘朱色双线纹，其上朱漆隶书“黄熊桅扣(神)”四字，长3、宽2.2米。这种大型漆器在北方汉墓中很少发现，即使葬有漆器亦难于保存。因此，这两件文物的出土，就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
北部木炭、白膏泥下面是一层带树皮的圆木，般长6.1米，最长的一根为7.33米，直径为15—20厘米，多折为数节，西南部圆木端头，有儿恨被火烧过，与西侧木墙被火烧的位置相同。圆木之间空隙处，又以未刮去树皮的木头填实，有的木头下还加垫刨花或小薄木片。这些都是为了使圆木层保持平整。圆木一根根运走后，露出来的是东、西两端各有一根南北向方木，两木相距5.1米。方木残长，东为6.2米，西为4.3米，宽、厚均为2.5厘米左右。两根方木下面，是一层东西向排列整齐的方木，共25根，松木，木质完好坚实，至今可改作它用。长一般为5米，宽16—27厘米。北部有一根长8.40米，宽、厚各为27厘米。西南部有几根方木端头被火烧过。方木中间折断呈“人”字形，折断处出现一条南北向缝隙，长4.76米，宽4—20厘米。这层方木下，发现一根南北向长条木，残长4.70米，宽38、厚14厘米。再往下清理，就是椁盖板了。
从清理的遗物、遗迹观察，南、北部分都有一层圆木，南部圆木似比北部的少。圆木以下，两边情况不同。已清理的这些木构件，都似墓室顶部的结构，由于木墙向外倾倒，架于木墙上的墓顶也随之塌下，封土下沉呈锅底状，正是墓顶坍塌所造成的。由于墓室坍塌，被盗又焚于火，顶部木构件又不全，所以墓顶是什么样子，当时实难说清。散秦、破损的棺椁将墓顶方木与横木清完后，于10月18日开始，清理南北向条木下的长方板木。这层长方板木共七块，每块长、宽50—60、厚24厘米。板木与板木之间以子母扣合，由北向南叠压。从遗迹观察，向北还有两块，但已残损短缺，而且被移动过。它的西北角，发现一件长5厘米的三角形铁块和一件直径8厘米的陶圈，用途均不详。这种长方板木下还有一层长方板木，不过比前者短，每块长、宽50—60、厚20—22厘米。板木之间搭扣方法同于前者，仅扣压方向相反。在三块板木外侧西面，各凿有“二下”、“三下”、“四下”符号等。在它的西北角，也发现一件陶圈，已碎为四块。一件云纹形玉片和半个残玉环等。据观察，两层长方板木，应是内、外椁盖板，它外髹黑漆内涂红漆。两层椁板搬走后，发现它的两侧放置一些向外或向内侧倾倒的长条木，这大概就是椁帮。棺椁之帮既已倒塌，棺、椁盖、底板，可能已叠压在一起。估计，棺椁有可能已遭破坏。由此，希望获得完整的棺椁已不可能。10月19日下午，一些领导和专家，倪志福、黄作珍、吴忠、万里、王冶秋和夏鼎等，来发掘现场视察和指导工作，给我们很大鼓舞和支持。大家表示，不管该墓所遗文物多少，破坏如何严重，也要按考古发掘的要求做好清理工作。为此自内外椁盖板起，决定采取固定座标，层层叠压绘图的方法绘制每层平面图。为了加快清理进度，考占人员不顾疲劳，往往是白天清理，晚上挑灯绘图，有时一直工作到深夜一、二点钟。
自发掘工作开始以后，广大群众(尤其是大葆台附近群众)对这座汉墓的发掘都很重视和关心。不少机关、工厂和学校，陆续组织干部、工人和学生前来参观，每天接待参观者都在四、五百人左右。当时正值批林批孔高潮，这座墓的发掘，被用夹做为紧密配合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活生生的实例。突出表现了考古科学也要为当前政治服务的色彩。
第一层棺(外棺)盖板在内椁盖板揭取后就暴露出来，它长、宽厘米，由五块木板拼成。外涂黑漆，漆重色艳。在外棺盖板北端偏西处，发现31枚五铢钱。揭走这五块棺盖板后，又是一块由两块板木拼成的棺盖板(中棺)，板向东偏斜，板上斜纹木杖(鸠杖)一根，柄西尾东已压扁，为天然木略加工而成，上涂一层薄漆。第三层棺(外棺)盖板长、宽70厘米。盖板上斜纹八棱铜兵器一件，已弯折，长48.5厘米，制作精美别致。器身铁心外包黄铜，顶和木柄端包银，器柄铁心外嵌金箔一圈，金箔两侧緾以丝绳，周身错菱形银纹和红铜丝涡纹。此器过去极少见，可能是《急就篇》中称之为可置袖中的“悦”这类兵器。
三层棺盖板揭走后，下面便是一层层棺椁底板。首先清理的是内棺底板，它是由两块木板拼成，棺底与棺帮下连为一体，说明是一块木头刳成。我们仔细寻找，在它的东侧发现了一块宽11厘米的棺帮，正好与下段棺帮拼成一个完整的棺帮，两块板木之间以子母扣相扣合，里外再用细腰加固。内外均髹黑漆，施漆讲究，它首先在木板上抹一层油泥，然后施以麻布，再于其上施1厘米厚的大漆，漆色厚重光润，至今色泽艳丽。内棺底板清走后，是由两块板木拼成的中棺底板，它内髹朱漆外涂黑漆。当清理到底板南侧时，发现有一堆用丝绵和绢包裹的朱砂，色鲜艳松软，用途可能是防腐。外棺底板用四块规格不一的板木拼成。在底板内侧及棺帮上，残留宽13厘米的丝带两条，其间是数道丝绳。在丝带外侧尚残留一块折压在一起的绢织物，花纹朝下，色彩仍很艳丽，当时疑为棺衣。这个墓出土的丝织品，经考古所高级研究员王和王亚蓉同志耐心、细致的工作和研究，认为有绢类、刺绣、漆纱和组带四种。绢类多为汉代称之为纨素的高级平纹丝织物，编织密度仅次于满城刘胜墓出土的细绢。刺绣为绛紫地刺绣，色调沉重、艳丽、织造得很结实，是战国以来名贵一时的“齐紫”传统染法染成的。花纹是典型的汉代式藤本植物图案。漆砂和组带出土于内棺北端。是一种丝织编结的手工艺品，编织加工难度大，工艺水平高，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产品。与近年来在武威磨嘴子，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漆纱冠的形制可能大同小异。与漆纱同出的有经编的组带残片，它是冠上的附属物一组缨，即冠的带子。它的发现给组名和识别，得到了肯定的证据。这些丝织品的出土，是这次考古发掘中的一项重要收获。
三层棺底板清完后，就是内椁底板。它是由长、宽36、厚22厘米的七块木板拼成。在板的东侧，每块板上均凿有“下三”“下四”至“下九”等符号，“七”则凿成“十”，除“下五”为横行凿刻外，余均竖刻。在内椁底板上，有南北向三条窄木板，宽16—18厘米，厚度已压扁仅2厘米，板上涂一层油脂，已成黑色。每块板用2—3个木橛固定，中间一条板上一枚木橛自原位被拔出向北推出30厘米后斜放于底板上，板上压出一道很深的滑槽。底板上的符号和窄木板是干什么用的，当时尚不清楚。在底板北部散乱地残留一些随葬品，多数已残碎短缺，但亦有一些随葬品不失为珍贵文物。如“鎏金铜龙头，是枕的构件，仅存一个。龙头鎏金，作张嘴吐舌蹲坐状。用圆水晶作眼睛，青玉作牙、舌和双角，造型别致生动。龙头枕已经考古所技术组修复展出。星云纹镜、昭明镜(两方)和四螭纹镜，虽已残碎，修复后仍不失为重要文物，成为断定该墓年代的重要实物之一。
玉壁出土三件，其中尤以镂空龙凤纹壁最为珍贵。它两面透雕龙凤纹，龙凤纹之间为心形，其上阴刻变形云纹，在肉和好的边缘处，阴刻弦纹一周，刻工巧妙，纹样精美，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艺术气氛。在出土的二件玉璜中，尤以阴刻回纹玉璜价值较大，玉质润泽，雕工细腻。三件玉环亦质清细润，堪称佳品。在尸骨附近出土了两块玉匣残片，较为完整的一块作长方扁平状，两角各有一圆孔，单面钻，边缘磨成倒棱状，质洁白细润，长2、残宽1.2、厚0.3厘米。它的发现，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墓主人的高贵身份。在内椁底板北部出土数量最多要算各种形式的玉饰片、玛瑙饰件和骨雕制品等。像虬角龙雕就是一件难得的雕刻艺术品。它用虬角端头雕出长仅3.5厘米的一件龙首，雕工精巧细腻，刀法粗放，是一件嵌件。缠丝玛瑙饰件，是在藕粉白地上有一片艳红色的花纹，纹饰奇特，色鲜艳美丽，为过去所不多见。这些被盗墓者所遗文物，为我们研究汉代物质文明，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棺椁盖、底板清完后，证实棺椁确已散架拆动，形成盖底叠压在一起，四壁分向内或外侧倾倒，内外椁后壁板还有数块被盗墓者移到西侧的局面。当时有的领导和干部有些洩气，看再不会有过去期待的重要文物的发现，而开始酝酿撤离。我们考古人员当然不这么想。因此，在清完棺椁盖底板后，立即清理棺椁四壁，尤其是要在棺椁残损短缺的情况下，搞清棺椁的形式和结构。为此，一方面放慢清理速度，注意观察、收集遗物遗迹，即使是微小细节亦不放过。二是加强研究，为了搞清一处结构，有时大家一研究就是半小时或一个钟头，直至找到科学答案。认真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棺椁的形式、结构最终被我们搞清并进行复原。
这个墓使用了二椁三棺共五重。重椁长方形，南辟门，双扇对开。三重棺均为长方盒状。外椁长、宽、复原高厘米。外棺长、宽、高为厘米。五重棺椁均使用上好木料、外棺、外椁是梓属楸木。内椁、中棺和内棺是更为讲究的楠木。制作精工规整，工艺水平也很高。连同棺床共用木板块，约合成材31立方米。最大一块外椁壁板长、宽60、厚22厘米，重约公斤以上，10个战士抬运都感到十分吃力。棺椁结构严密，块木板全用榫卯和扣接方法拼合，不用一根铁钉。棺椁之厚重、高大和讲究，令世人惊叹。尤其是内外椁单体部件，从开料、拼合到涂漆，都是先在墓坑外制作，然后拿到坑内组装成椁室。椁板上凿出的“一下”“四下”或“下三”至“下九”以及西侧外椁壁板上所凿“四”等符号(均为西字)，都是为了组装方便，并避免错乱而采取的一种防范措施。这种做法我们在《汉书外戚传》中，找到这样一段记载“太后诏曰：因故棺，为致椁作冢。”颜师古注：“致，谓累也。”说明椁室是在墓坑中堆垒起来的。对照此墓做法，正与文献所载相符合。既然是椁室，下丧时，套棺就不是吊入椁室而是推进椁室的。可要把这样沉重的三重棺推入椁室是很费力的。加之内椁底板又是由七块横木拼成，就必然给推棺带来一定困难和阻力。为此，内椁底板上设置的三条窄木板，就非常合理和有用途了。它正是为了减少推棺时的阻力而设置的滑板。板上有一木橛被拨出向北推动的现象，正好证实套棺是推入椁室的。尽管设置了竖向滑板，但因套棺太重，推入时还是未能居中而稍偏向东南。一些考古迹象的解决，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也意识到发掘边查阅资料，边解决一些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也很必要。不要都等到室内整理时，再去思索，再去解决。因而我们充分利用发掘之余，翻阅一些文献，得到了一些珍贵资料。像“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见《庄子天子篇》、《荀子·礼论篇》)。用这殷史料与我们发掘的墓相对照，这个墓棺椁五重，结合墓内曾出土玉匣残片、鎏金嵌玉龙头枕等随葬品和朱轮华毂车，说明墓主人的身份应是诸侯(王)一级的人物。再有两则史料《汉书·霍光传》颜师古注：“梓宫，以梓木为棺。”据此可知，“梓宫”即是用梓木做的装敛天子尸体的棺木。这个墓的外椁、外棺正是用的梓属楸木，因而，五重棺椁即应是文献中所指的“梓宫”。
宽敞的内回廊
前室和棺椁清完之后，我们于10月26日开始，转入内回廊的清理。首先清理的是西侧。在棺床与题凑之间，发现斜靠在凑上，并排放着一根根大扁平立木。立木除上部有残外，大部分尚完好。最好的一根高、宽40、厚20厘米，板与板之间用错口搭扣固之。下部有长方榫，多插在棺床外侧地榫的卯眼里。其余两面情况与西面相同。由此说明，在棺床外侧，东、西、北三面，每面都是用13块大扁平立木组成一道木结构板墙，使板墙与题凑之间形一个“冂”形空旷的回廊与棺室相隔，只有南面东、西两端可与前室相通。
我们认为，内回廊即是《汉书霍光传》中所说的“便房”。因此，汉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这种规格较高的葬制，在这个墓中得到体现和显示，这不能不说是考古发掘中的一大收获。
在内回廊中出土几件随葬品非常重要和珍贵，值得一提。一件是在北侧内回廊中出土一件漆盒残底，别瞧它残却非常重要，因为在它的中间竖行针刻汉隶“宜官廿四年五月丙辰丞告……”(下面残缺)这是该墓出土的唯一一件带有纪年的器物，这对我们断定该墓年代具有重大价值。另一件是龙凤纹残漆器，是一件精美、高品位的绘画艺术品。它的主体纹饰，是在云气纹中，用朱、黄、墨诸色绘出各种形态各异的动物，如屈体的飞龙、奔跑的天马、飞翔的丹凤、跳跃的奔鹿、翱翔的天鹅等。整个器物的漆色均匀艳丽，构图严谨，画工精巧，各种动物、花纹绘得生动、细致和形象，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汉代精美的艺术品，它充分反映了汉代绘画艺术的高超和漆器制作艺术的精巧。再一件就是鎏金铜扣漆耳杯，夹紵胎，杯身椭圆如船形，两侧有新月形鎏金铜扣耳，外施黑漆内髹朱漆，口沿朱绘斜方格，格内填以涡纹。这种鎏金铜扣耳杯，在当时漆器器中亦属珍品。这个墓出土各种型号鎏金铜扣耳杯甚多，可惜器身多已无存。众多漆器的出土，是这个墓特色之一。
由于漆价高昂，厚葬众多精美漆器对这位诸侯王来说亦非易事，故墓中出土很多陶器多是外涂黑色漆衣，如鼎、壶、盘、耳杯和钫等。个别亦有器里涂朱漆，外施黑漆者，如盘等。显然是以黑衣陶器代替昂贵的漆器而又不失其高贵。这种黑衣陶器比较少见，过去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河南洛阳金村战国墓和湖北云梦西汉墓中曾有出土。这次出土黑衣陶器品种和数量之多为过去所不多见。这也是此墓特色之一。
内回廊清理完毕后已至10月底，天气转冷，已不适合田野发掘工作。从10月开始，重点工作由田野发掘转入室内整理，制作模型，准备参加全国重要出土文物汇报展出。发掘工地除解放军继续留驻，担任保卫工作，留下一名工作人员负责接待及处理日常事务外，其余人员于11月上旬陆续撤离工地。
双层外回廊与墓道车马
寒冬即将过去，年3月10日，发掘组马希桂、赵其昌、鲁琪和蒋忠义等同志及办公室赵光林、郑德纯和许志芳等同志返回发掘工地为清理一号墓外回廊、墓道车马和二号墓进行各项准备。由马希桂、鲁琪负责清理一号墓外回廊，蒋忠义负责墓道车马清理，赵其昌负责二号墓发掘工作。解放军战士仍然协助清理工作。同时，为了搞清二号墓墓口，以便进行发掘，特从洛阳请来两位探工师傅，进一步对二号墓进行钻探。经过10天钻探，终于将二号墓墓口找出，决定从3月21日起正式发掘二号墓。
首先开工的是外回廊的清理工作，外回廊位于墓壁与题凑之间。我们将填土清走后，残存木结构即暴露出来。外回廊呈“口”形，宽3，6米。正中又用一道隔板将回廊分成相等的两层，构成双层回廊，两层之间互不相通，只有从南侧东、西两端，通过回廊门，才能分别进入各层回廊中。在东侧外回廊北端殉兽一匹，经北京自然博物馆房利祥先生鉴定，是一只尚未成年的雄性金钱豹。它的南边殉马一匹。南侧甬道靠墓道端头两侧，也各殉一匹马，在马附近还出土一些马饰件。在四面外回廊中，出土最多的是陶俑。有男有女，均为站俑。俑衣纹刻划简炼，造型简单古朴。有脸涂白粉，墨绘眉、耳、口鼻和胡须者。背部阴刻简炼衣纹、腰带。北侧外回廊出土几件铁器、卷云纹大漆板和大陶瓮。铁器中尤以一件铁斧为重要发现。斧呈梯形，顶有长方形直銎，由銎至刃部逐渐扩展，两侧略带弧形，刃部锋利，斧面光洁呈暗红色，一面铸有凸起的“渔”字，为渔阳郡铁官作坊标记，是首次发现这座铁官作坊的产品。在东侧外回廊中，以陶器出土最多，可惜多已压成碎片。其中有鼎、盘、壶、魁和耳杯等。内中有一件耳杯还置于陶盘中。西侧外回廊出土的铁削、铁簪和箭杆，经北京钢铁研究院《中国冶金史》编写组金相检查，这几件铁器是用一种铸铁固态脱碳成钢的新工艺方法制成的，这就把这种新工艺的出现，从魏晋又向前提早了百余年，与满城中山王墓出土的铁镞相同，说明西汉中期铁业官营以后，钢铁冶炼技术有了较大发展。
墓道的钻探是从9月10日开始，经过安阳几位探工师傅的辛勤劳动，15日找到了南面的墓道，并挖出兽骨、鎏金铜盖弓帽和漆器残片等，估计墓道内可能埋葬车马。当时因集中力量清理墓室，故墓道的清理留到现在才进行。
墓道位于墓室前部正中央，宽42.5米，分两段，北段长16.7米，底与墓室底齐平，墓道口用一排圆木和扁平立木封闭。南段自墓道封口起为斜坡墓道，因被金代遗址破坏，残长为17.3米。北段墓道内一字摆放着三辆彩漆朱轮车，均为实用车，因墓道顶坍塌封土砸压，使车有点变形，位置有些移动。车前和两侧殉马十三匹，都埋得很拥挤凌乱。车为单辕双轮，车上有伞或篷。三辆车除车箱和伞盖有所不同外，其余结构大致相同。车身涂黑漆，车轮加施红漆绘彩，车毅彩绘锯齿纹，非常华丽美观。车马饰件多为鎏金。《后汉书舆服上》中关于汉代车马制度的记载有：“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斑轮，青盖，金华蚤，黑摅文，画文輈，金涂五末，皇子为王，赐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朱斑轮”，按《舆服志》载即指涂朱漆的车轮。“金华”按李贤注为：“金华，以金为华，饰车也。”一号墓出土的车可能即为“王青盖车”。
三辆车的用途各不相同，自南北数，第一辆是三辆车的首车，很可能是出行仪仗的前导车。车前放置一对长铁戟。戟体扁平，刺长，前端嵌鎏金铜套，与戟刺相垂直伸出戟枝，刺、枝外均有漆套，是由上、下两片夹木合成的。在刺枝相交处装一铜，中留有木柄残迹。与戟同出的尚有铜镦。第二辆可能是墓主人乘坐的安车，第三辆是带篷的大型车，可能是运送墓主人灵柩的“丧车”。三辆朱轮华毂车的出土，是汉代考古上的重要发现。过去虽有车辆出土，但多为明器车，此次发现是实用车，这为研究汉代车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被盗又被严重焚烧的二号墓
一号墓发掘进行中，发现封土西侧为另一封土所叠压，推测西面仍有一墓葬，时代应稍晚于这个墓。10月下旬，当一号墓清理工作暂告一段落时，立即在西侧偏北处钻探，发现下面有大面积红烧土，偏南处是沙丘，人工钻探十分困难，为此，又请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一队协助，用机械钻探，又发现红烧土和零星漆片及碎骨，遂确定是一座汉墓。前者定为一号墓，后者定为二号墓。经领导批准，定于年继一号清理时一同发掘。在发掘前，先用机械清运封土，为明年发掘做好准备。
二号墓的发掘于年3月51日正正式开始，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首先在北部便道的东侧发现一个盗洞，底部直径约1米左右。从盗洞淤土情况分析，似为早期被盗，盗洞底部发现零星玉片和漆案上的鎏金铜马腿等随葬品，为盗墓者所遗。墓葬填土大部分被火烧已成坚硬的红烧土，墓室中心部分红烧土厚竟达2—2.5米，有的地方已将土烧成琉渣，可见火候之高。因被盗又焚于火，木结构几乎无存，从墓内所留木结构分析，该墓结构与一号墓相同，即亦属“梓宫、便房、黄肠题凑”这种形式。规模略小于一号墓。南北长17.7米，东西宽11.75米。
墓道北段内亦殉有车马，因被扰乱和烧毁，仅留残迹，可辨者有3车10马，有些车的部位尚留彩漆，车马附近放有铜或铁的车马饰件。
后室棺床的位置有尸骨1具，已残碎不全。头北脚南，似为仰身直肢葬。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组定，死者为一女性，年龄在20—25岁之间。一号墓死者为男性，年龄在45—55岁之间。应为夫妻并穴合葬，即所谓“同坟异藏”，与西汉后期逐渐流行的同穴合葬制度有所区别。
在尸骨附近出土的透雕螭虎玉佩、玉舞人、玉镥、玉壁等，应是这个墓中出土最为珍贵的随葬品。透雕螭虎玉佩，残碎，白玉质，质细润洁白，圆形，上部镂成缨花，中间镂雕一盘曲螭虎。螭虎是神话中的动物，据说它“似虎而鳞”或“虎类，龙形”。这件玉佩上的螭虎既有龙的蜿蜒盘曲，又有虎的凶猛威壮，把两种动物的特征表现得恰到好处。透雕人像玉饰，墨玉质，光润润泽，扁平长方形，两面镂雕线刻舞俑人像，她轻舒广袖，微折柳腰，长裙拂地，婀娜多姿，以简炼的手法生动地刻划出一个翩翩起舞的仕女形象。透雕玉，白玉质，扁平长条形，两面镂孔线刻回首飞凤。凤展翅翱翔空中，形态活泼生动。，原是一种劳动工具，人们用它挑开绳结，后来逐渐变成妇女的佩饰。这几件玉器，纹饰优美，刻工精湛，是汉代玉器中的杰作。为研究汉代制玉工艺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例证。建立大葆台汉墓博物馆的动议一号墓发掘即将结束时，就该墓是否需要就地加以保护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发掘组的同志们认为：一号墓保护尚好，考虑到当时这个墓是国内唯一一个属于“梓宫、便房、黄肠题凑”这种葬制的幕，为了给国内外观众和学者提供一个观赏和研究这种形式墓葬的实物，建议就地将此墓保护下来，如能建一座专题博物馆就更好了。
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认为：“黄肠题凑”是个新发现，应该保留，搞个陈列室，做为历史教材，既能反映我们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又可做为外宾参观游览的地方。”王冶秋局长的意见，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年12月12日，北京市汉墓发掘领导小组在给市委、国家文物局和卫戌区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保护一号汉墓的意见。经过几年的努力，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建立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此后即进入紧张地设计和施工。年2月，北京市文物局成立了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由馆长李守彬任组长，马希桂、鲁琪和魏群任副组长，开始就墓室复原和陈列提纲进行研究和撰写。5月4日、10日两次邀请在京专家、学者苏秉琦、俞伟超、黄展岳、卢兆荫、苏天钧、苏华、梁丹等座谈，就墓室的夏原原则、方法、用材和陈列提纲广泛听取了意见。7月15日，在魏群的主持下，墓室木结构构件用蜡模浇铸试验成功。经领导批准，开始墓室木结构制作。经过各方面努力和支持，一个新颖、独特、科学的遗址性博物馆一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于年12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原标题：《黄肠题凑露真容》
来源：《中国文物报》年01月连载
转载自在线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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