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倥偬，今年已是父亲去世的第十五个年头了。
年4月，父亲出生在江西南昌的一个官僚家庭，祖籍新建县（现属南昌市）。自曾祖父起就离开新建县老家的地主庄园——汪山土库，外出为官。曾祖父程一枢（志和）是清末当地著名的学者、教育家、书画鉴赏家，与光绪帝师翁同龢、晚清重臣端方诗书唱和，多有交游，且桃李天下。我的祖父程时煃（字柏庐），是曾祖父的第五子（家族大排行第八），自幼聪敏，性情活跃，青年时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他从中学教员、中学校长、大学教授一直做到民国省政府委员、教育厅长，忠于信仰，脚踏实地、高效、鞠躬尽瘁地服务于职场和人民，祖父的这些品质，也深深地影响到父亲。父亲是长子，四岁（年）丧母，母亲是江西奉新望族帅大伊家之女，生有两子，病逝时还不到30岁。据父亲回忆，祖母临终时已不能言语，双手拉住娘家侍女的手，两眼直直地望着她久久不放，侍女明白她的意思，留下来照顾兄弟俩多年，后因儿子做生意发财，跪地求母回家享福，她才不得已离开他们。在少儿时期，父亲饱受继母虐待，好在他的二嫂（懋型之妻方淑瑾）待他如母，多方照顾，才获家庭温馨，并从此立下志愿，发奋念书，自力更生，改变境遇。
20年代末30年代初，父亲在上海中学念书期间得了肺结核，当时这种病基本无药可治，祖父就把他送到杭州西湖边一个庙里，粗衣素食青灯为伴，经一年的空气疗法居然自愈。年考取上海医学院（7年制）。41年毕业后，医院工作。42年，医院派部分医疗骨干到赣南吉安创办卫生所，时值抗战时期，当地还没有一正规的医疗机构，他和同事们救伤员，治难民，抗瘟疫，辗转碾辙，艰辛备至。几十年后，这小小的卫生所已发展成一所现医院。后历任国立中正医学院内科助教、讲师，同年9月考取世界卫生组织奖学金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学习，毕业后获公共卫生学硕士，再去赫明科费传染病院和传染病控制中心进修。
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父亲立即动身回国，横渡太平洋于11月到达南昌。至于他回国的动因，我回忆他曾给我讲过三件事，一是在上大学期间，发现同寝室的同学枕头底下有一本马克思的著作，不久，这位同学就失踪了，同学父亲得知后悲痛欲绝。二是年11月，看见正在美国医学院留学的陈布雷次子陈过，在得到其父自杀的消息后独自垂泪的凄景。三是曾经一个美国同学与他调侃道：我们美国用的是马力，你们中国用的是米力，听后他的民族自尊心深深地被刺痛。我相信，父亲虽然对共产党的认识模糊，但对当时的国民党真是失望至极，加上中美交恶，父母妻儿尚在国内，便怀抱着一腔爱国热血回来了。在17年后的文革中他被迫害，我们有一段有趣的对话，我问：爸爸，早知是这样，49年你为什么要回来？答曰：我不回来，就没有你了。我说：只要你好，没有我有什么关系，我可以到另外一家去投胎好了。他听了，便陷入了深深沉默之中。
在美留学期间的父亲
回国后，过去所服务的江西国立中正医学院已被解放军接管，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军医大学，他像所有的归国知识分子一样，把全部的学识和精力投入到医疗和教学之中。殊不知，51年祖父出事了，那天下班回家，母亲悄悄对他说，听说明天要公审爹爹，父亲听后：瞎说。母亲回答：你不信，问问政委就知道了。父亲半信半疑去问政委，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则对政委说，届时我怕情绪失控，可不可以请假。政委望着他不加思索地说：“可以”。这段对话几十年间在我脑海里出现过多少次，现实是残酷的，“可以”两字却透出些许人间温情(政委叫张波，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文革中被残酷迫害，他女儿与我幼儿园同班，下乡多年才得以回城)。那一年父亲还不到40岁，从此患上失眠症，他和祖父的感情很深，又深爱自己的事业，情亲的创口始终在流血难以愈合，强烈的事业心又不允许在工作中那怕是一丁点的疏忽，那一种怎样的日子啊！
虽然家庭遭受如此重大变故，父亲仍然以极大的激情投入工作中，53年他参加赣州乙脑大流行的防治，54年云南边防部队疟疾猖獗，父亲在边疆一呆就是一年，保证了边防建设，并主笔编写《云南抗疟工作总结》一书，成为解放军医学杂志刊载的颇有影响的重要学术专著，得到了总后勤部首长高度赞扬。同年第六军医大学和第七军医大学合并，调防重庆。56年四川西部地区吸血虫病流行，他前往参加防治工作。
与传染科的同事们（右4为父亲）
55医院创建传染病科，又担任该科的领导工作。58年奉命去四川洪雅县参加当地防疟队总结抗疟工作，回途中得知四川西部数县钩端螺旋体病大流行，又参加了“钩体病”的防治和总结工作。外出抗疫、本院的临床治疗、学校的科研教学工作，马不停蹄忙得他少有和子女相处的时间，但还是尽可能地挤时间关心我们。记得58年的一天中午父亲回家检查我的九九表，不得法总是背不下来，于是，他带我到街上小馆子，点了两碗馄饨，在饭馆的小桌子上，很耐心地教我背诵的方法，馄钝还未吃完就基本背下来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运动接踵而至，57年反右前，上方多次动员给领导提意见，他工作努力勤奋，领导又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八路，对他信任有加，就是说不出个所以然，到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时，顺利过关，对于他这种出身和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是十分幸运的。记得有一个插曲，那年我正在上小学一年级，每天放学都要经过军医大学家属区大院中贴满大字报的仓库操场，一天父亲下班经过那里，一同事说：程教授，那儿有你的大字报。过去一看，一张大字报两旁像春联似的挂了两串核桃，大意是程懋坪、陈仁亨、沈际皋教授的儿子缺乏管教偷摘公家的核桃。天哪!那明明是一颗野核桃树，害得我那念小学四年级的哥哥挨了父亲一顿饱打。这是父亲在反右运动中唯一的一张大字报，一场虚惊，足见他当时的囧境。
60年代初，国内对肝炎的病因和临床分类有重大分歧，父亲十分重视病毒性肝炎的研究工作。当时国内粮食匮乏“肿病”流行，他较早提出“肿病”中一部分“存在一种传染病”的观点，经过进一步临床研究及实验，证实了他提出“是病毒性肝炎”的主张，使广大患者得到及时的治疗；他针对国外一些论文将迁延型肝炎看着“急性期”的观点，较早地将肝炎划分为“迁延期”及“慢性”的建议，写出了内容丰富的论文数篇，对指导临床实践起到积极作用。其中“例肝炎的临床分型”的论文，在62年全军肝炎学术交流大会上引起高度重视。
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为了保证高级知识分子的基本营养，允许他们定期在市政协礼堂吃上一顿高价餐，我们兄弟有时也去蹭上一顿，记得有一次饭后父亲感慨地对我们说：“老大老二，整个重庆市，能在这里吃饭的就只有这百多号人”。多年后我逐渐读懂了这句话的含义：正值农村饿殍遍野，国家经济极度困难尚能优待宝贵的建设人才，要感恩国家和人民;高级的建设人才奇缺，我们要好好学习，掌握本领将来报效国家。星期天，父亲常带着哥哥和我到门诊部去看望患者，或搀扶，或端茶递水，聊尽一些绵薄之力帮助他们，现在看来，父亲教育我们的用心是多么良苦。
感恩国家，拼命工作，父亲就是这样做的，63年春天，他刚满50岁，在临床和科研教学的多重压力下终于病倒了，在连续二十多天编写传染学讲义的一天夜里，大量黑褐色的血液从胃里喷出，送到病房时几乎摸不到脉搏，经多日抢救才活过来。那年我们三兄弟最大的16岁，最小的还不到7岁，奶奶时常望着我们叹道：“懋坪结婚结晚了”。
66年文革伊始，正值壮年的父亲按当时的标准划分可落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范畴，靠边站了。66、67年造反派们打派仗，搞武斗，还暂时顾不上这些“牛鬼蛇神”，只是没完没了永远写不完的交代材料，父亲写不过来，我就帮忙。67年初，我们被造反派屡次抄家后赶出了教授楼，一家7口人住进了二十来个平方的小屋，没有办法，我和哥哥只有住在学校，那年的夏天重庆武斗已是如火如荼，一到晚上枪弹轰鸣，飞舞的曳光弹照亮天空，父母、奶奶为我们担心得要命，每次回家，母亲都要把我们周身看遍是否有伤才放心，舐犊之情，历历在目，有时候我在外面贪玩很晚回家，父亲担心发生意外，还要出来接我，多年后想起此景真是万分难过。
68年，造反派闹够了，就开始梳理这些“牛鬼蛇神”，父亲被关进了牛棚，大大小小的批斗、游街成了家常便饭，有趣的是每当军人造反派要批斗他时，工人造反派得知消息就提前把他押解出来进行批斗，因为工人们出身社会底层心地善良同情弱者，所谓批斗只是虚张声势做做样子，将他保护起来少吃苦头。文革后父亲常常感慨，整他最厉害的却是他曾经最喜欢的学生们，而那些下层工人们，却做出如此高尚的善举，每念至此没齿难忘，当然，这也是父亲不分贵贱平等待人所结出的善果。那时，整个学校和3医院3级以上教授中一共抓出三十多个“牛鬼蛇神”，每过四五天就是一位教授的专题批斗会，其他的则在一旁陪斗，批斗完了拖出去还有打手伺候，一阵拳打脚踢就是鼻青脸肿。那年我18岁，小康12岁，这种批斗会父亲要我们参加，一是受教育，二是暗中保护他，我们去过好几次，三千多人的会场，震耳欲聋的声讨声、口号声汇成一片，我们也不得不举起拳头高呼口号，汇入声浪之中，待控诉完毕押出会场，所幸父亲身体单薄看来不堪一击，打手只是大喝一声“滚”一掌推过，他便悻悻离去。
69年11月，部队调防上海，不久，父亲获得“解放”，称之为“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虽然带着尾巴，庆幸的是可以看病行医了。在病房、门诊，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而明哲保身，裹足不前，用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为患者解除痛苦，特别是在多起疑难病症的诊断上，往往只是做一些常规检查（那个年代还没有先进的检验设备）就可以准确地判断病症，切中要害及时用药，想起现在的医生往往做了一大堆检查后还无法确诊，甚至还开一大堆处方药敷衍了事，真是无法望其项背。
71年摄于上海
73年，由于极左的政审材料，我们兄弟俩在农村招工、招兵受阻，父亲特向单位请假亲赴四川农村为我们建立关系，到了当地，不管地区、县、区、公社甚至旅店里的人闻讯纷纷请他看病，他来者不拒，累得腰酸背痛，当地多年后还流传一件轶事：那天下午一有闲暇，父医院，一进门就和几位年轻医生聊上了，问她们是哪里毕业的，年轻人看他的谈吐和气质也不好怠慢，其中有两位是上医毕业的，父亲就谦虚地称她们为“小同学”，在轻医院的基本状况，又提出一些好的建议，摆谈中这几位“小同学”还说到她们的领导、一位业务权威因文革受批判有情绪，工作状态不佳，父亲还现身说法开导那位领导，明智地对待人生磨难做好本职工作，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到地委大院，成为美谈。
74年底，由于文革的摧残和长期工作的劳累，父亲脑中风了，好在抢救及时，在病床上躺了大半年，虽然右边肢体受到影响，但可以杵杖行走。脑中风一般情况下在4、5年内极易复发，他说五哥（懋筠）就是中风五年后复发去世的，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仍不放弃，坚持右手写字，坚持多走路，经过两年多的锻炼，身体基本恢复健康。
文革结束，他回到学医院传染科的领导岗位，从76年到84年进入专家组的8年间，多次独立编写传染学讲义，撰写了《钩端螺旋体防治手册》、《爆发性肝功衰竭》二书；针对一些临床工作者对药物引起的肝损害认识不够，主编了《药物与肝脏》一书；编写了《生物武器与医学防护》一书的临床部分；在国内较早地使用人工肾透析抢救流行性出血性患者；倡导人工肝辅助装置的研制工作，经过一系列的动物实验，于82年自行设计制成吸附型二肝辅助装置，用于临床，曾抢救6例急性药物中毒患者，使其转危为安。从78年开始，他先后培育了15名硕士研究生，弟子们的论文在他的指导下多次在国内核心刊物发表和获奖，为中青年同行修改英文译稿近百篇，甘当人梯，多次把自己的名字从弟子们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上划掉。70岁以后近十年间仍坚持每星期看两次门诊。在医学界，他享有较高的威望和影响，担任过中南军区《新医汇刊》主编，华东军区《内科学报》编辑，《中华结核病杂志》编辑，《解放军医学杂志》顾问，全军四个军医大学《学报》（英文版）编辑，上海肝炎防治小组成员，中华医学会重庆分会传染病学主任委员、顾问，《重庆医药》杂志编委。
古稀高龄看门诊
年11月，父亲89岁高龄因病去世了，他的一生，为人忠实厚道，待人诚信平和，不管客观环境如何变化，都脚踏实地、持之以恒、与时俱进地去学习、去钻研自己认定的事情，任劳任怨地服务于他的学生和患者，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近几年来，通过对“汪山土库”程氏大家族历史了解，从乐善好施的农夫鸭太公到嘉、道年间的三督抚，从桃李天下的程志和到后来的程学恂、程天放、程时煃、程琇、程懋型、程懋筠以及诸多本家及姻亲的贤能们，认认真真读书，诚诚肯肯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这种精神遗产也正是汪山土库数代先辈潜移默化的血脉传承，愿子孙后代紧紧把握这优良传统，愿汪山土库老程家繁华万代。
程永康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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